20世紀60年代，青銅重器九鼎七簋出土，按照禮器制度，天子九鼎，應該配八簋。九鼎七簋為何缺失一簋，成為考古界的未解之謎。

發誓不碰青銅器的專家馬躍之，因為一封甲骨文寫就的預警信，重回青銅器研究現場，主持九鼎七簋課題組。調查中，他發現人心之神秘遠勝器物：有人視九鼎七簋為進身之階，有人借職務之便私藏文物，有人以文物設局窺測命運，而他自己，似乎也只是一顆棋子……隨著身懷聽漏絕技的“聽漏工”浮出水面，謎團漸漸揭開，人間卻還隱藏著更加驚心動魄的命運。

劉醒龍在其最新出版的“青銅重器”系列長篇第二部《聽漏》中講述了這樣一個詭譎的故事。值此書出版，7月5日，《聽漏》研討會在北京市湖北大廈舉行。

劉醒龍

《聽漏》以半個世紀以來考古人的生活與命運為經，以青銅器九鼎七簋承載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為緯，將個人命運、城鄉變遷與文化傳承、歷史演變結合起來，回到田野考古現場，展現兩代考古人的命運糾葛，也通過對禮器制度的追溯探討了歷史變遷中的人心與倫理。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介紹，《聽漏》的節選曾在《人民文學》發表，考古挖掘、文物鑒定是文明溯源與歷史研究的基本抓手，這個作品展現了參與文明進程的力量中的現代形態，也以重器的存在檢驗著人性，這些讓《聽漏》好看且耐讀。“聽漏者不是場面上的主人公，但這個極少出場又絕技在身的人物，探聽與表達有著巨大反差，甚而構成了作品結構的張力，在一個彈性空間里，歷史和現實往來穿梭。”施戰軍談道。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表示，劉醒龍善于在小說中追溯歷史，《聽漏》有一套獨特的處理歷史、書寫歷史的方法，既勾連遠古歷史的褶皺，又深入現實人心最隱秘處，并且彌散著強烈的楚文化特色。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徐貴祥認為劉醒龍的小說開辟了獨特的敘事空間，人、事、情都有特殊的價值；對于文物鑒定與考古挖掘的書寫也富有文化價值。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白燁表示，劉醒龍一直在不斷突破自己，《聽漏》這部小說是現代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作品。古代的文化、傳統、文明是很重要的寫作資源，是文學創作的立足點，劉醒龍以此為題材，做得很好。考古在社會上比較熱門，而在小說里表現得比較少，《聽漏》在小說里寫考古，彌補了小說里考古的不足，讓社會熱點在小說里有了應有的表現。

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賀紹俊表示，劉醒龍青銅重器系列長篇可以稱之為“青銅風格”。《聽漏》的懸念設置和敘述技巧并不是純粹的技術行為，而是包含著劉醒龍對考古和文物的認知。出土文物攜帶歷史文化密碼，考古是要破解這些文化密碼，劉醒龍把小說當成考古。《聽漏》既有飄逸的一面，也有厚重的一面；既有深沉的歷史感，也有敏銳的現實感。

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李遇春表示，從《蟠虺》到《聽漏》，劉醒龍一直致力于以長篇小說的形式講述中國當代考古故事，此即“小說考古”，由此形成了“考古小說”，閃耀著強烈的知識分子文人精神，散發出濃郁的漢楚地域文化風味。這種“考古小說”將知識性敘事、文化性敘事與抒情性敘事相融合，打造了一種集“知識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抒情考古學”于一體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敘事新形態。

《文藝報》副總編輯岳雯表示，《聽漏》著眼于文物，文物埋藏于地下，不開口說話；作為小說主體的考古知識分子，也缺少具體的行動，如何在這兩個“沒有行動”的難度上展開敘述，《聽漏》的解決辦法，一是制造懸念，二是提供了神秘的意象，給小說賦魅。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談道，《聽漏》的關鍵詞是“重與輕”。青銅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載體，代表了禮儀、制度、文化甚至是道義之重。青銅器很重，但是聽漏很輕、很靜，要非常細膩，才能聽到歷史深處傳來的回音，這體現了小說的敘事之輕。

專家研討之后，作者劉醒龍介紹了這本書的緣起和成書過程。《聽漏》以九鼎七簋為對象，缺失的一簋是歷史留下的破綻，也是歷史為小說家打開的一扇窗戶。劉醒龍表示，對于小說家而言，最容易的就是守著自己熟悉的一畝三分地不斷寫下去，最了不起、最有味道的是不斷在新的領域進行發現。小說在成長，文學在成長，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展，一位作家也需要不斷地發展不斷地進步，才能對自己有新的發現和認知。